萧红：笼子里的黄金时代
1932年8月7日，暴雨中的松花江决堤，洪水涌入哈尔滨，淹没大量路段。
但这一天，对于被软禁在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的待产孕妇萧红来说，是被拯救的日子。
趁着夜色，青年作家萧军租了一条船，用一条绳子将她从即将被卖入妓院的困局中解救了出来，暂时安顿到一个编辑朋友的家里。
那一年，他还不叫萧军，她也还不是萧红。
是这一场拯救，让他们各自成为了后来的自己。
此时的萧红，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命运的捉弄，等来了真正的爱情。
萧红生于1911年6月的黑龙江，本名张秀环，后又改过一次名字。但后世人记得的，只有萧红这个笔名。
萧红对于爱情还没产生明确概念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父亲指定了一门婚事。那年她17岁，就读于区立第一女子中学（初中）。
此时距离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已有十余年，萧红的父亲虽然出身自清朝传统的地主乡绅家庭，有着严重的男尊女卑观念，但也稍微受到新思潮的影响。
两个时代互相冲突的思想观念并存于他的行事作风中：一方面让萧红从10岁起接受初级教育，一方面又严格限制她，禁止她有任何逾越规矩的行为。
因此，天性热爱自由的萧红，与父亲总是矛盾重重，加上母亲的早逝，除了祖父之外，萧红很少在这个家庭中感受到亲人的温暖，更多的是轻视和压抑。
萧红起初并不太反对这场包办婚姻，但随着她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，眼界得以开阔。
萧红逐渐意识到，婚姻和学业，她只能二选其一，如果不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，她将陷入愚昧的泥潭。
1930年夏天，初中毕业的萧红，提出解除婚约继续求学的请求，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。
在她父亲眼中，家族的面子和自己的前途，远比女儿的命运重要。
祖父在一年前过世，同情她的姑姑和七婶在家里也根本说不上话。萧红环顾整个家族，得不到一点支持。
唯一支持萧红的声音，来自她的远房表哥陆哲舜。
正在北平上大学的陆哲舜，在书信里建议萧红去投奔他，两个人可以一起上学。
这一年萧红19岁，以求学为目标接受了陆哲舜的建议，离家出走到了北平，入读于北师大附中的高中部。
但喊出“反抗包办婚姻，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平求学”口号的陆哲舜，目的并不单纯。他早已经有了妻室，却对萧红居心不良，萧红一到，他就以节省开支为由提出同居。
二人同居的消息很快传回两人的家族，引起家族长辈的极大愤怒，不再邮寄生活费，并且责令二人尽快回家。
失去经济支持的陆哲舜很快心生悔意，两个人的关系在拮据的日常生活中迅速崩裂。
于萧红而言，这段经历实在算不上爱情。萧红当时写给朋友的书信中，提到陆哲舜企图对她无礼，至少说明她对陆哲舜并无爱情。
与其说她仰慕陆哲舜，不如说她仰慕大学，仰慕文化知识。
那时的萧红还太天真，容易被口号之类的表象所蒙骗，而看不到表象下的别有用心。
萧红寒假里回家，遭到打骂和软禁，父亲希望她尽快完成和汪家的婚约。
仍旧一心求学的萧红，找准机会再次从家中逃出，独自一人来到北平。
出门时偷偷带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，这一次不仅家里不可能给她支持，连陆哲舜也彻底和她断了往来。
无依无靠的萧红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。
她明白靠自己的力量，确实没有办法继续学业了。
绝境中，一个男人追到了北京，暂时解决了她的生存危机。这个人是萧红名义上的未婚夫，汪恩甲。
与很多人的臆想不同，萧红对汪恩甲，其实是有感情的。他们曾经通信两年，萧红在信中给他写过满怀期待的小诗，也给他织过毛衣。
萧红之所以迟迟不愿接受这段婚姻，最大的原因还是想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可现在，她的幻想破灭了。
心灰意冷的萧红随汪恩甲来到了哈尔滨，准备接受这场婚姻。
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，她连接受这场婚姻的资格都被剥夺了。
汪家震怒于萧红的离经叛道，认为她两次离家出走以及与表哥同居有伤风化，不配嫁入汪家，汪恩甲的大哥代弟弟解除了婚约。
萧红曾主动提出解除婚约，但她不能接受被对方“休掉”。
因为一旦接受，就等于同时接受了“有伤风化、品德败坏”的污名。
在庸人看来，或许觉得结果都一样。但在萧红看来，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，她有自己的坚持，虽然注定不被麻木的世人所理解，但她必须抗争。
萧红一怒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却因为汪恩甲在法庭上做假证而败诉。
汪恩甲选择了维护家族的名誉，扔下了她。
萧红的命运，这一次败给了汪家的颜面。
萧红一家也因为这一场风波而遭受打击，在当地遭受指责唾骂。
萧红的父亲不得不举家搬迁到乡下，并且将所有怒火都发泄在了萧红身上，对她进行长期软禁，她的大伯更是扬言要趁早勒死她，“免得她祸害家族”。
萧红连续遭受打击，在长期的软禁生活中，渐渐有了一丝思想上的萌芽，尽管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。
1931年10月，同情萧红遭遇的姑姑和七婶偷偷撬开窗户将她放出。
这是萧红第三次逃离家庭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从此，她和家族斩断了所有联系，终其一生，都没有再返回过故乡。
萧红逃到了哈尔滨，囊中空空如也，脚下寸步难行，她没办法逃到更远的地方了。
天地之大，萧红却不知道该去向何方，不知道哪里才有自己的容身之处。
她能想到的唯一求助对象，居然是汪恩甲，她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
汪恩甲带着萧红住进了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，开始了同居生涯。
学业虽然无望，萧红却找到了另一条出路：文学。
她相信文字具有强大的力量，可以为改变这荒唐的世道提供巨大助力。
她想要借助纸笔，向大众表达出她的所见所思。
在这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里，萧红阅读了她能找到的每一本图书报刊，并且开始进行写作上的尝试。
可安稳的岁月，在萧红的生命中，是极度奢侈的。
同居约半年，萧红发现自己怀了身孕。
可汪家早已在得知二人同居时，就断绝了对汪恩甲的经济资助，两人只能靠赊账和借债勉强维持生活。
身怀六甲的萧红，不能不为腹中的孩子发愁：自己的家是回不去了，汪家又不可能接纳她。萧红只能寄希望于汪恩甲能为她撑起一小片天空。
然而她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。
随着萧红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，他们的债务也越欠越多。
汪恩甲对萧红说出门去筹钱，从此杳无音讯。
萧红明白过来，汪恩甲在她和自己的家族之间，又一次扔下了她。
留给萧红的，只有一个快要出生却不会有父亲的孩子，和一笔不可能还清的巨额债务。
这是1932年，炮火连天中，日军完成了对东北的侵占，三省人民，从此生活在日军铁蹄之下。
萧红从旅馆狭小的窗户中看到的，只有沉入深渊的未来。
旅馆老板将挺着大肚子的萧红软禁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想等她生完孩子后，把她卖给妓院，以抵偿债务。
无人可求的萧红，抱着最后的希望，向哈尔滨《国际协报》写信求救。报馆也无法凑出这么一大笔钱来，他们能做的，只有给她提供一些的帮助。
这个任务，落在了青年作家萧军的身上。
萧军经常为她带去书籍和食物，渐渐地，两人熟悉起来，共同探讨文学及其他问题。
萧军对于萧红而言，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：他曾经从军，身上有一股军人的气魄，敢想敢做，敢做敢当；他又是个作家，思想比较先进，相比起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更理解她一些；他们都有文学理想，既有共同目标，也有共同话题。
萧红初试文学就显露出来的才情，以及她屡次向命运抗争的勇气，也同样征服了萧军。
萧军试图将萧红解救出来，却一直没有机会，直到松花江决堤的消息传来。
萧军知道，机会来了。他趁洪水淹没旅馆的机会，租了一条船，趁乱将萧红救出。
这一年，萧红21岁。
如果将她短暂的生命分成两段，那她的前半生就随着东兴顺旅馆的淹没而埋葬起来。
她那充满苦难的前半生：被冰冷而暴戾的家庭伤害，被信任的人欺骗，被爱的人抛弃，被愚昧的世人唾骂，被视作异类，被当成物品……
她一次次逃亡，又一次次被困。她一次次看到希望，又一次次看到希望破灭。她一次次做出选择，又一次次悲哀地发现其实自己别无选择。
而这一切，终于随着这一场大水消失了。
萧红看着身边宽厚的肩膀，她相信自己等到了真正的爱情，他将为她遮风挡雨，他们会互相扶持，在那动荡的年代里一同追寻文学理想。
她相信，而已。
1942年初，自知不久于人世的萧红对友人提起一个孩子：“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，大约这时候，她有八九岁了，长得很高了。”
十年前的秋天，哈尔滨妇女儿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，一名女婴正在哭泣。她饿，但她的母亲不愿意喂她，甚至不愿意看她，护士只能代为照顾。
几天前，临产的萧红被萧军送来医院。因为没钱支付医疗费用，萧军用刀威胁医生，让萧红在医院里生下了孩子。
萧红心中明白，她和萧军两人都只是无根之萍，在这样的世道下，根本养不活这个孩子。
她不敢看这个孩子。
医院看大门的老头来讨要，萧红同意了，等孩子被抱走，她就躲进被子里哭。
被人领养，这个孩子起码能活下来，有机会长大，她不敢舍不得。
萧红生产前，是借住在《国际协报》的一个编辑家里，但寄人篱下，不是长久之计。
出院后，萧红随萧军暂住在欧罗巴旅馆。他们总是挨饿、受冻，靠借债勉强维持有一顿没一顿的贫困生活。
萧军找到了一份给人做家庭武术教师的工作，可挣的钱实在太少了。
朋友让萧军卖稿赚钱，萧军反问一句，卖给谁？日军侵占了东北，他那些提倡抗日救亡的稿子能在哪里发表？
11月，旅馆再也住不下去，他们搬到商市街25号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。
在这间小房子里，在饥饿和寒冷的双重折磨下，萧红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之路。
1933年4月，萧红以自己亲身经历为原型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弃儿》发表，虽然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，但萧红所独有的散文诗化的小说叙事风格已经初具雏形。
萧红随后又相继创作了多篇小说，渐渐地融入了东北作家的群体之中，和萧军一起参与左翼文化人士组织的活动。
在新城大街一个爬满牵牛花的院子里，萧红参与过赈灾捐款，共同成立过抗日演出剧团，但随着被日伪特务发现，不得不解散了。
剧团解散后，萧红与萧军继续为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日意识而努力，终于在朋友们的支持下，自费出版了小说散文合集《跋涉》，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日伪政权对东北暗无天日的统治。
这本书的出版，既在东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也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。
在书籍出版后的半年多时间里，萧红多次被人盯梢。同一段时间，好几个曾一起组织文艺活动的左翼人士相继被捕。
萧红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她不得不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。
1934年6月，萧红与萧军秘密逃离哈尔滨，经大连乘船逃到青岛，在朋友的帮助下暂时安顿下来。由于《跋涉》一书的成功，萧军经推荐得到了报纸主编的工作，他们总算摆脱了极端的穷困。
在暂时的安全环境里，萧红完成了注定要流传后世的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。
但对于萧红而言，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与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。
10月中旬，鲁迅的亲笔回信来到了萧红手中。鲁迅在信中鼓励他们创作有斗争性的文学，还表达出愿意对他们提供支持。
这时青岛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恶化，萧红与萧军迅速前往上海，通过内山书店与鲁迅取得联系。
通过几次书信的往来，鲁迅决定接见这两个青年作家。
1934年11月30号下午2点，萧红与萧军按时来到了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，没想到鲁迅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他们两人很紧张，但很快在鲁迅随和的谈话中放松下来。
萧红与萧军讲述了一路逃亡的经历，又描述了东北的现状，鲁迅静静地听着。
这时候的鲁迅，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，他受病痛折磨，又要强打精神进行长期论战，面容看去十分憔悴，眼神却很明亮。
这次会面后不久，鲁迅设了一场酒宴，邀请了茅盾、聂绀弩等著名左翼作家。
这场酒宴上，鲁迅正式把萧红与萧军介绍给了上海文学界。
有了鲁迅的引路，萧红的作品陆续得到发表，此前已经写好的中篇小说《生死场》，也由鲁迅推荐给了当时的生活书店（即后来三联书店的雏形之一）。
生活书店决定出版《生死场》，但书稿在送往书稿检察机关审批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，等了半年，才等来一句“不宜出版”。
这个结果让萧红大受打击。
这一次，又是鲁迅帮了忙。在鲁迅的组织下，1935年12月，《生死场》与萧军的长篇小说《八月的乡村》，以一个并不存在的机构名称自费出版了。
为了安全，他们各自取了一个新的笔名，分别是“萧红”和“萧军”。
因为有鲁迅亲自作序，这两本书很快在上海文坛引发了巨大轰动，茅盾、巴金等人纷纷给出极高的评价。
萧红终于成为了萧红。
此间数年，萧红在文学创作上飞速成功，在感情上却又一次体会到了挫败。
早在哈尔滨时，萧红就发现萧军经常与一个姓陈的年轻女孩接触，并且发展为情人关系。
萧红找萧军大吵过，但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并没有反省，他一直与情人保持联系，反过来指责萧红不够大度。
面对萧军在爱情上的背叛，萧红的内心十分痛苦，毕竟她爱萧军爱得太深。
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出版后，成了上海文坛的名人。
但萧红同样的成功，让他感到不舒服，在他看来，女人应该依附于男人，萧红应该附庸于萧军。
在两人不厌其烦的争吵中，性格暴躁的萧军开始动手殴打萧红，这让萧红感到心碎。
1936年7月，萧红决定暂时东渡日本，希望空间上的距离能够缓解二人之间的矛盾。
临行前，鲁迅在家中设宴为萧红饯行，事无巨细地给萧红讲解到日本后的注意事项。此时的鲁迅身体已经一天比一天虚弱，终日遭受肺病和肋膜炎的折磨。
孤身在日本的萧红，内心平静了下来，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她给萧军写了四十多封信。其中一封信里，她写道：“自由和舒适，平静和安闲，经济一点也不压迫，这真是黄金时代。”
但紧接着，她又写下一句：“是在笼子里过的。”
但此时的萧军，竟然又和一个有妇之夫谈起了恋爱，还使对方怀上了孩子。
萧军再次出轨的消息没有传到萧红耳中，倒是鲁迅的死讯很快抵达了大洋彼岸。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病逝。这个消息仅一天就传到了日本，被刊登在日本的报纸上。萧红看到日本人的报纸时，疑心是不是消息有误，但很快她又看到了中国的报纸。
萧红在文学上将鲁迅视为老师和伯乐，在情感上将鲁迅视为祖父，面对这样的噩耗，她只能哭了又哭，一天接着一天地哭。
1937年初，萧红回到上海。第一件事，是去祭奠鲁迅先生。第二件事，是给萧军善后。
接连的打击中，萧红只有把精力完全用在整理鲁迅遗作上。她接连写下多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，又参与了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的编辑整理工作。
工作勉强告一段落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国军又在淞沪会战中失利，上海沦陷在即。
萧红，又一次开始了流亡。
1937年9月，撤往武汉的萧军与萧红，结识了同样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。
几个月后，他们受民族大学副校长的邀请，前往山西临汾任教。任教仅一个月，随着局势紧张，他们又撤往陕西。
这段期间，萧军又去追求同行的女作家丁玲。
萧红彻底死心了。在延安，萧红向萧军提出了分手。
她终于告别了这个拯救过她，也毁灭过她的男人。
1938年4月，萧红和端木蕻良改变了原定路线，又回到了武汉。
5月，武昌大同饭店里，萧红终于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婚礼，如果不是她正怀着萧军的孩子，这一切看上去就完美了。
婚礼上，萧红说她与端木蕻良没有浪漫的爱情，“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。没有争吵、没有打闹、没有不忠、没有讥笑，有的只是互相谅解、爱护、体贴。”
她终于不再对爱情抱以太好的期望了。
端木蕻良不像萧军那样蛮横霸道、三心二意，他温柔细腻，却也生性怯懦。
如果是在和平年代，他们会过上安稳的日子，可眼下，中华大地无处不是硝烟和战火。
武汉的局势紧张起来，他们计划撤往重庆，可船票只有一张。萧红让端木蕻良先走，她自己留下来另想办法。
端木蕻良竟然就真的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先走了。
直到9月，萧红在经历多次轰炸后，才终于弄到一张船票，独自乘船十来天抵达重庆。
在重庆江津，萧红产下了第二个孩子，三天后，孩子便夭折了。
1940年初，重庆频繁遭受轰炸，萧红与端木乘飞机前往香港。
在香港，萧红开始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黄金时代，也迎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程。
检查出肺结核的萧红，终于不再逃亡。这一次，她要和死神赛跑。
萧红不再关注创作之外的任何事情。她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发现“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，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”。
她发出感叹：“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羽翼是稀薄的，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。”
她曾长期被视作左翼作家，但她知道那不是完整的自己。
她的文学要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”，她要为处于弱势群体女人、儿童、老人发声，她把自己的视野拓宽到了阶级斗争之外。
萧红经过这一生波折，等来了平权主义的自我觉醒。
1940年底，萧红完成长篇小说《呼兰河传》
1941年初，萧红完成长篇小说《马伯乐》第一部。
1941年7月，萧红完成长篇小说《小城三月》。
1941年底，《马伯乐》第二部因萧红病重而暂停连载。
不久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卷入战火，不久沦陷。
此时的萧红，生命之火即将熄灭，又被庸医误诊切开了喉咙，不能饮食，也不能说话。
萧红人生的最后一段路，是在医院与医院之间走完的，她不停地被转移到日军尚未控制的区域，最终死于一家临时医院。
此时守在萧红身边的，是她的朋友骆宾基，而非丈夫端木蕻良。
端木又一次独自撤离了。
萧红死前曾恢复过一次精神，她用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的文字：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下那半部《红楼》给别人写了……半生尽遭白眼冷遇，身先死，不甘，不甘。”
萧红死后，骨灰一半被埋在浅水湾的山坡上，一半被埋在一所女校的土崖中。
这一年，萧红31岁。
她的后半生一直在流亡，从哈尔滨到青岛，从青岛到上海，从上海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重庆，从重庆到香港。战火一直追赶着她。
她曾经从现实的洪水中逃了出来，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逃脱时代的洪流。
她曾经短暂地体会到爱情的甜蜜，却长久地受到背叛的折磨。
她的起点在一片黑暗之中，经过一路泥泞，一路挣扎，以笔做杖，走到了阳光之下，爬到了山峰之上，终于眺望到了未来。
可惜，她没有时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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